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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学概念溯源及其学术建制内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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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学概念溯源及其学术建制内生成   摘要:本文追溯“歌德学”概念的最初源头,强调格林提出概念的重要意义。同时借助对格林的歌德研究,提供歌德学在学术体制内借以立足的日耳曼语文学学科的基本框架背景;进而结合德国现代大学建立与学术史的代际传承背景,提供德国文学史建构的若干线索,凸显歌德学创建的学术史意义,并初步提出不同维度的若干学术史线索(如拉赫曼-谢勒尔、格尔维努斯-谢勒尔、格林-谢勒尔等)。   关键词:歌德学;学术建制;学术史;思想史;赫尔曼·格林   中图分类号:1516.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4—0001-11   一、“歌德学”:从概念提出到学科意义   将歌德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并进而在学术史意义予以明确的学科含义界定者,当属赫尔曼·格林。作为德国语文学奠基者威廉·格林(Grimm,Wilhelm,1786-1859)的公子,赫尔曼可谓“子承父业”,不但在学术史上父子并立,而且能够别出手眼,独开出“歌德学”的煌煌事业来。   1874年冬季,他在柏林大学开设了专门的歌德讲座,介绍和阐释歌德的生平和著作,这是歌德学史上的“发凡起例”。通过在知识原创地大学——尤其是德国学术场域中心地柏林大学——的工作,格林真正地将歌德学推上了学术建制内的殿堂。作为文学史家,格林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强调“精神伟人”(Geistiger Grβe),即精神英雄(den Heroren des Geistes),而自19世纪末开始兴盛的现代性的文学革命在其著作中踪影全无。这当然受制于其个体生性的养成与时代背景的制约。我们知道,虽然首先提出“歌德学”这一概念的,是古茨柯;在大学体制内首先提出建立“歌德学”要求的,是格林;但将“歌德学”在学术意义上予以确立的,仍要等到谢勒尔的“别出手眼”。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介于始作俑者和学科奠基者之间的格林,究竟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呢?他与谢勒尔的区别究竟何在呢?为何已经在大学与学术制度的范畴内明确提出“歌德学”的建构要求,但最后的“集大成”之名却要让给了后来者的谢勒尔呢?在我看来,格林“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因为虽然也算是学者出身,但格林的思路并不在于确立纯粹的学术性歌德研究,这从他日后(1898年)的一段表述中可以得到证实:“我们要求为我们的伟大人物建立大理石像。……歌德不应像从前那样身穿宫廷的服装或者工作时的着。在他的雕像周围应当是威严的,奥林帕斯式的。”这哪里是一个研究者的客观中立立场,而是充满了一种极端的崇拜者情绪;当然背后深藏的则是时代语境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19世纪前期以黑格尔、施莱格尔、席勒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浪漫情径、古典图镜三道思脉的歌德观基本构成了一种宏观背景,那么自歌德、黑格尔相继辞世之后,从1830年代到1860年代的时段里,歌德的影响仍然存在,也仍可按照这一脉络进行区分;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歌德讨论没有太进入学术层次,而更多地是随时代而起舞,诚如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这是一种“在否定与神话张力域之间的影响史”(Wirkungsgeschichte im Spannungsfeld von Negation und Apotheose)。   而我们考察格林之所以能在1874年提出歌德学概念,也不应与时代背景脱钩。要知道,就是在1871年,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的大业,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歌德到俾斯麦,这是德意志精神建构的一种结构性完成。作为现代中国对德国精神认知最深刻的知识精英,辜鸿铭曾形象地列举出德国精神的两个象征人物:一日歌德;一日俾斯麦。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当然可以列出更多的名单来做候补,譬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席勒甚至贝多芬,譬如弗里德里希大帝、施泰茵、威廉二世、毛奇乃至希特勒。狄尔泰曾试图构建一种“德意志精神”谱系,但考虑到他对“精神”理解的局限性,故所列举与阐释,似乎尚未能足以完整表现此一概念。在我看来,如果以一种宏通的长时段历史眼光去考察,则德意志精神谱系的真正建构完成,必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一政治”结构,而这一结构则确实要等待俾斯麦的出现与完成,即“歌德-俾斯麦”结构的形成。一方面是历史事实的形成,但另一方面精神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建构过程。在这里,文学史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格林就是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既是一个歌德崇拜者,又是一个俾斯麦崇拜者。他将19世纪分为两个时代,前者是歌德时代,后者即为俾斯麦时代。他还特别强调俾斯麦在德语语言与精神上对歌德的继承性,认为其《回忆与思考》是用歌德语言写出的首部德国艺术作品。如此,格林对歌德学发凡起例的思路,则别有深意,值得认真对待。一方面,我们意识到时代背景的制约、家世渊源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关注到格林自身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本身,应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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